激變的時代，充滿了對立和不安，重新面對過去的影像，提醒我們一起走過的人與土地。阮義忠的《人與土地》，1987年首度在雄獅畫廊發表，2016年，在「琉璃工房．松菸」展出，期待是臺灣當代攝影藝術的升溫，期待是臺灣社會變迭中的回顧和反思。

三十年前，《人與土地》展場的巨型海報，在三十年後，重現當年展場設計，同時結合文字，讓「攝影」不止可看，還可讀。

 攝影，需要思考嗎？

當「拍照」在生活中，成為一種簡易和方便時，討論「攝影是否需要思考」的議題或許過於嚴肅，卻同時也是彰顯「攝影」這個創作媒材重要性的其中一環。攝影的成像原理，雖早在墨子《墨經》中已有記載，但從技術的全面成熟，及攝影的哲學思考，卻是西方的文明產物。

攝影術誕生於1837年，在西方，攝影思考面的討論亦早。法國詩人波特萊爾(Charles Baudelaire)較悲觀，在1859年即撰文提出攝影是一項工業產物，在逐漸被普及化後，將逐漸弱化藝術心靈。而美國哲學家桑塔耶那(George Santayana)則採肯定、否定各半；他肯定攝影「紀錄」的特質，但和波特萊爾一樣，也認為攝影與精神層面兩者無法聯結。最樂觀的是英國劇作家蕭伯納(George Bernard Shaw)，相較前兩者所談及的攝影侷限性，他樂於聚焦於攝影的可能性。他認為攝影雖是工業文明的產物，但並非純粹的機械性，其中亦有「人為」部分，而這正是攝影極大的藝術潛能所在。

有趣的是，儘管三位歐美的詩人、哲學家、劇作家，對攝影的見解大相徑庭，但在一百五十多年後，今日攝影發展的侷限與可能，皆一言中的。

莊靈先生至現場共襄盛舉

臺灣最早的影像到近代臺灣攝影的發展

要了解臺灣當代對攝影的思考，就必須先回溯臺灣的攝影歷史。參考莊靈先生於《時代之眼》展冊中撰文所述，了解到，在攝影術發明的1837年，當時中國大陸陷入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，在戰爭不安的動亂之下，攝影術隨著列強的軍事、商貿、傳教等活動，紛紛走入中國大陸與臺灣，見證歷史。目前所知最早拍攝臺灣的照片，是英國攝影家約翰．湯姆森（John Thomson）於1871年第一次來到臺灣，所拍的臺南安平熱蘭遮城城門。同年來到臺灣的馬偕醫師，亦留下他和他的學生一起站在露天野外，為患者拔牙的照片。日據時代的霧峰林家，因其人脈，認識日人萩野寫真館店主，在因緣際會下，12歲起便寄養在林家的林草先生，開始學習相關照相技術，更在此後擔任霧峰林家的家庭攝影師。雖然林草先生的攝影，紀錄性多過於個人思考與藝術表現，但林家擁有特殊的政經與文化地位，為其往來的梁啟超、林獻堂等政經和文化名人留下照片，亦是為臺灣留下珍貴的歷史影像紀錄。

攝影發展初始到今天，近一百八十年歷史，西方試圖從各種層面與角度，來探討攝影發展的可能性。藝術史、繪畫與攝影的關係、攝影美學、紀實攝影、新聞攝影、女性主義等多元角度，思考、批判、激盪，攝影應該是什麼？可以是什麼？法國當代知名攝影家布列松的「決定性瞬間」攝影理論，羅蘭．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的攝影文集《明室》，蘇珊．桑塔格（Susan Sontag）《論攝影》，都以清晰的觀點與評論，影響了全球無數的攝影人。

攝影展開幕式，邀請到台灣鄉土文學代表作家黃春明先生，以及前台中市長胡志強先生蒞臨剪彩。

相較於西方的百家爭鳴，經濟起飛後的臺灣，在逐步解決技術、器材等資源問題後，臺灣第一、二代的攝影家們，以「臺灣」本地為舞台，為光復後至九○年代的臺灣，留下珍貴的人與土地的眾生相。此時的攝影家們不僅只是呈現紀實攝影，也漸兼有視覺藝術創造性。九○年後至今，攝影有了更飛躍性的轉變，在技術上的豐富性：彩色、數位、跨界媒材；攝影內容的多元性：個人的感受抒發與創意風格，讓攝影有了無限的發展空間，也讓臺灣的攝影藝術，有了多元的社會影響力。

《人與土地》的時代意義與省思

身為九○年代前的攝影家阮義忠，他的《人與土地》，經過歲月，除了攝影的意義，展現了一種阮義忠個人的口述歷史的價值，不可否認的成為紀錄臺灣歷史影像的重要部分，更重要的是：我們對於我們生活的這片土地的回憶和檢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