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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古代何時對花卉開始認識以及何時開始插花,將賞花的行為融入日常生活之中,在文獻及實物中均少有發現。
新疆地區在上個世紀的1972年,在吐魯番阿斯塔納地區,經考古發現唐代人造絹花ㄧ束,是實物證明唐代新疆地區居民,在日常生活中已將插花、賞花,甚至人造花藝,表現在常民生活美學之中的一例。
研究中國藝術史學者,大多認為西元五世紀以降,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印度佛教傳入中土,並盛行一時,是佛教插花的濫殤。這種源起於宗教信仰的供花,藉由宗教生活化的演進,而將宗教目的的供花,轉形普及為民間日常生活居家妝點的藝術,將宗教功能轉化為陶冶身心的怡情美學鑑賞,是古人智慧的時間累積。
除宗教供花外,源於宋代理學審美意識下的文人理念插花,亦是我國花藝的主流形式之一。因此本文將以有限的史料,根據現存的唐宋圖像資料,探尋花器造形之原始。
為什麼插花?
花體的形態婀娜多姿,人見人愛;世界上現存原始部落的原住民族,都有飾花於耳,或飾花於首的習慣,這種人類的共通生活習俗,除了對花的香味功能需求外,也賦予花的造形予某種特殊的意涵。鑑於這些原住民族表現於不同目的飾花,即可辨識出所使用花材的差異性與特定性,這些長期累積的生活習俗,賦予不同花卉不同的特定意涵,在各民族間都有其不同的表現形式。例如中華文化中,賦予梅、蘭、竹、菊、松、柏等植物,高逸的品格即是明顯的例子,這種將插花藝術從單純的生活審美,提昇到闡述道德理念的境界,是現代插花藝術最高的境界。
既然插花從單純的審美意識演進到特殊的目的,以特有形式及器用傳達某種目的性的特質,因此可尋線追索出插花藝術的目的、表現形式及器用間的相關訊息。現特將插花藝術的目的概述於後:
(一)宗教目的的插花藝術:
目前並沒有明確的文獻史料,足以證明宗教插花是最早出現的花藝表現形式。但佛教在其發源地的印度,自古至今都一直存在著以花供佛的習慣,走在印度城鄉的街道路旁,隨處可見供花與宗教之間的緊密關係。這種源起於印度教的信仰習俗,隨著佛教傳入中國後,發展成為佛前四供之一。
佛教的供花也因為花材、目的及宗教儀式上的形式有所差異,在供花的形式上出現三種不同的方式。(1)「散花」:常見的形式是:佛祖兩側的脇侍或飛天、仙女,以「筥」形花器盛裝花瓣,由上散撒而下;「天女散花」一詞即出於此。(2)以盤狀「皿」形器。盛花供於佛前,是為「皿花」。通常為使花朵長鮮不萎,均盛水於皿形器中,所以此類花皿的四周均略高於皿心,以利盛水。(3)「瓶供」即是將長莖的花材,以甖盛水置於其中,供於佛前,這種供花的形式,我國文獻中最早出現於西元五世紀的南齊。在敦煌出土的唐代絹畫中(圖1)也常出現觀音右手上曲,持印度圓腹長頸式的賢瓶(圖1-1)。
圖1 敦煌出土唐代絹畫,觀音手持印度賢瓶
瓶內插一花二葉式的供花。這類持瓶觀音的供花形式,演變成日後生活審美中的插花主流表現形式之一,而宗教插花的印度式賢瓶,也逐漸漢化成中土的瓶形。
(二)四時應景的插花藝術
插花藝術自佛教傳入中國後,逐漸趨向生活化、庶民化。插花之目的,除宗教供佛外,也逐漸走入生活。隨時序的轉換,花材季節性的多樣變化;在生活空間中擺設花藝,除可增加生活的情趣外,並且是一件生態藝術表現最直接的手段。在中國的審美文化中,不同的花材,隨花形與屬性的不同,往往寄託於不同的品格與特殊意涵,這些隨不同時序綻放的花朵,除具清香飄逸的香味以及怡情養性、調劑身心的功效外,在被選為花材之取捨極為嚴格。花材性格之本質寓意高妙者,或花名諧音吉祥者均屬上上之材。如松柏寓意長青、延壽,牡丹之為富貴,蘭、水仙之秀麗貌美,梅之耐寒孤高,蓮花則獨具佛性等,均屬上選之材。因此四時應景之插花選材,多以此類品格高逸之花材為主,輔以應時瓜菓搭配,擺設出對時令年節的情感理念。如宋元繪畫作品中常見的「歲朝清供」、「華春富貴」、「天中佳景」、「四季平安」等題材,均屬此類四時應景插花藝術的寫實記錄。這類依時序之變化,選以適當花材並賦於讚嘆生命的理念,藉花以寫意的插花藝術,是中國美學文化的最高表徵。
(三)文人清翫的插花藝術
在故宮博物院的宋畫典藏中,有一幀宋人所繪的人物冊頁中,詳細的描繪出宋代做為「士」的這個階層的基本文化修為;畫中表現出插花、賞畫、焚香、點茶等「四藝」的象徵,足以充分的說明,遲至宋代文人插花的形式已普遍盛行。
文人插花最主要的場合,大多表現於文人聚會活動最頻繁的場所,如齋室、書屋、禪房、茶寮等。為因應生活環境的特殊需求,此類文人插花藝術的表現形式,大多體現出高逸脫俗、淡雅空靈的禪宗品味。因此在花材及花器的選用上,大多取材格高無華、清新脫俗者為之。作品結構單純明確,花卉崇尚清雅,以符文人高仕的文化修為。
以上簡述的三類插花藝術,普遍盛行於唐宋以降的社會各階層;也因時間的累積,形成我國生活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。因花藝表現的目的與場域的差異,因此除選擇適用的花材是一門高深的學問之外,搭配於花藝的盛載器皿,也因功能需求及表現形式的要求,有其特殊的使用習慣。
》文/王行恭(台師大設計所兼任教授) 文章轉載自歷史文物月刊 177期 2008年4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