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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代洪流淹沒的,其實從來不曾真正遺忘
墨子《墨經》:「景,光之與人,煦若射。下者之人也高,高者之人也下。足蔽下光,故成景於上;首蔽上光,故成景於下。在遠近有端與於光,故景庫內也。」
光,生命之所需。當光與創作有所互動,琉璃與「光」共伴共舞;攝影,卻是從「光」裡誕生的藝術。
早在古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文化中,就己觀察到光與透鏡的奧妙;中國古代文獻,最早和「攝影」有關的文字記載,可追溯至墨子《墨經》。當時已觀察到光透過小孔,映出的成像為上下巔倒。此記載比西方的亞里斯多德還早了一百多年。但人類直到兩千五百多年以後,才真正發展出完整的攝影技術;十九世紀,技術逐漸成熟後,開始用「攝影」關注人文精神與藝術的表現。
張毅曾說:「對我們而言,我們只關心玻璃藝術,是不是人的藝術?是不是人對於世界的反思?否則,所有玻璃創作的呈現,只是技巧的沉溺。」攝影亦然。
阮義忠的《人與土地》系列,我們看到的不止是臺灣、鄉村、部落,而是全世界人類一種共通的生命情感;這樣的攝影語言,法國人懂,巴黎現代美術館典藏了12幅《人與土地》,足以證明他在國際上的藝術地位。
攝影是一種發現,與其批判,不如用攝影肯定一些價值
走過近半世紀的攝影路,阮義忠說:「藝術絕對不該沉溺自戀,而是應當找出自己與對象在生活中的共鳴。」而布列松正是此哲理的奉行者,他善於觀察平凡日常生活中的微小細節,並看出其中的哲理況味;在他的鏡頭之下,攝影跳脫出紀錄、批評性質,反向傳達對世界的關懷;在失速的工業社會與資訊爆炸的文明裡,像是一道最溫暖的陽光,指引人們走向有光的道路。
Henri Cartier-Bresson、Ansel Adams、Josef Koudelka、Robert Capa……二十世紀,當西方攝影藝術創作,逐漸步步邁向成熟,可華人世界的攝影始終寂靜無聲。
1980年代,阮義忠憑藉對攝影的熱情,撰寫了對華人世界影響廣泛的《當代攝影大師》、《當代攝影新銳》、《攝影美學七問》等著作;1991年,受邀成為「歐洲攝影歷史協會」的首位亞洲成員,隔年獨立創辦《攝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》雜誌(1992-2004),一本具有豐富人文精神的國際中英刊物,專業的觀點,時至今日,依然令國際間的攝影人士為之津津樂道與懷念。
對阮義忠來說,布列松是攝影史上的一道門;那麼對華人世界來說,阮義忠大概就是揭開門簾的那雙手!他的著作、攝影、授課,啟發了無數華人攝影愛好者,因此被譽為「世界攝影之於中國的啟蒙者與傳道者」。但談起影響自己的攝影哲學,他謙虛的說:「所有的被攝者,都是我的老師。」
書本上知道的是知識,從生活體會到的才是智慧
身為宜蘭木匠的第三子,童年下田耕作的辛苦、挑糞的自卑,農業社會的勞動、土地、勤奮、質樸,在他眼裡都成了卑微的代名詞。於是他拚命讀書,哲學、文學、詩文小說,將之視為擺脫成為農夫的努力。在書本的世界裡,沉浸與古人辯證思考的精神世界,以至於當時年輕不成熟的以為藝術的一切高貴於現實之上,而對周遭踏實生活的人民與土地興致缺缺。
像是生命的反撲,這個對世界不甚關心的年輕人,直到誤打誤撞,第一次拿相機上街拍照時,才深深的意識到:「我到底要拍什麼?眼前看到的人,他們和我有什麼關係?我為什麼要拍?」第一次開始思考這個問題,冷汗從頭頂涔涔流下。這一震,讓他自雲端返回人間,踏實行走。從「看」,到「用心看」;從逃離土地,到紮根人性,阮義忠說:「我很高興,攝影改變了我。」
攝影對我而言是一種信仰
攝影大師約瑟夫.寇德卡曾說:「不管什麼人,如果他像我這樣努力,一定能達到我的水準。」阮義忠正是那樣的人。他低調,不愛社交,一如修行僧的規律生活,在暗房花大量時間放照片,是他最愜意愉快的時光。
在他最新的文字著作裡,有一段唐.麥庫林對暗房工作的描述,深得他心,也令我們更貼近他的攝影世界:「暗房是非常適合人待的地方。它是個子宮。我覺得在那裡面有我需要的一切。我的心靈,我的情緒,我的激情,我的藥水,我的相紙,我的底片,和我的方向。在暗房裡,我是個完整的我。」
阮義忠Juan I-Jong
1950年出生於臺灣省宜蘭縣,就讀頭城高中時開始作鋼筆畫,勤讀哲學、文學書籍。大學聯考落榜後,於《幼獅文藝》任編輯,發表大量插圖,並替上百本書刊設計封面。1972年於英文《漢聲ECHO》雜誌社工作,開始拍照。四十年來先後出版了《人與土地》、《台北謠言》、《四季》及《告別二十世紀》等十本攝影集,並在世界多國舉行個展。作品為法國巴黎現代美術館、尼普斯攝影博物館、水之堡攝影藝廊、英國維多利亞暨亞伯美術館、台北美術館、臺灣美術館、澳門藝術博物館、上海美術館、廣東美術館典藏。2015獲頒《生活》月刊年度「國家精神造就者」榮譽。
》採訪編輯/黃惠卿 攝影作品/阮義忠